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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之惑

　　“空間換地”的得與失

　　伴隨著“空間換地”工程的推進，一系列的問題也由此生發。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空間換地”的實施過程中，本地企業“向地下要地”的積極性不高。

　　對此，市住房和城鄉建設規劃局規劃辦副主任周海強解釋，由于臺州地處東部沿海，企業要往下建一層地下室，要做足防水措施，也有一定技術要求，每平方米的造價成本至少要3000元，但企業如果選擇“向上要空間”，直接在原廠房上加蓋，那么，每平方米的造價只要1000元，光是成本就差了兩倍。

　　周海強表示，企業可根據自身需求選擇“換地”方式，翻建、向上加層、向下挖地下室、內部空間調整等，這些方法都是切實可行的，只要能滿足企業發展需求且能發揮土地最優效能都可以。

　　此外，在“空間換地”的實施過程中，企業通過異地搬遷求得了土地，但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人才也會因為遷址異地流失，特別在當前“難招工”的形勢下，這個問題尤為嚴峻。臺州某發電機公司一名尤姓負責人告訴記者，2004年和2007年間，他的公司搬過兩次，從路橋搬到臨海大田，之后又搬到臺州經濟開發區濱海工業園區。這兩次搬遷，讓企業“損兵折將”近一半。

　　“部分老員工因為家庭原因不愿意跟隨，其中有不少還是骨干。加上新廠區位置較偏，交通不便，配套設施也跟不上，招工難度很大。”尤先生說，為了引進人才，公司要另外支付生活、住宿、餐飲、交通等方面的補貼，人均開支每年至少要比以前多出5000元。

　　對此，臺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吳志兵認為，企業的異地搬遷，一方面為企業騰出了發展空間，但另一方面，搬遷之后，各級政府職能部門也要為企業解決后顧之憂，比如優化產業園區內的軟環境，提升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交通等配套設施，并出臺相應的人才激勵政策，這樣，既能留得住企業，更能留得住人心。

　　而作為臺州解決用地緊張特色之一的“向沿海灘涂要地”，有支持的，也有非議的。支持的認為，這種方式極大地拓展了海洋資源空間，但非議者認為，這種方式會不會破壞海洋生態環境？

　　“對于臺州來說，‘向沿海灘涂要地’仍然是拓展建設用地空間、解決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一個重要方向。但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要以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為前提。”對此，吳志兵這樣認為。

　　臺州灣循環經濟產業集聚區土地儲備中心副主任胡晨光表示，向沿海圍墾要地面臨著配套法律不健全的難題。通過沿海圍墾建設長久以來都是屬于國土和海洋管理的雙重區域和政策灰色地帶，盡管近幾年國家和省里陸續出臺了不少政策，逐步建立了陸海統籌的管理制度，但在具體操作上仍缺少全面細致的規定，有些仍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這也為實際工作帶來困難。他希望，國家和省級部門能夠進一步完善陸海統籌的管理機制，為沿海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政策給力

　　被要素倒逼的企業轉向主動

　　在“空間換地”的實施過程中，政府往往扮演了“狠”角色，“逼”著企業在集約用地上下功夫——

　　比如，路橋區在土地出讓時，強化了合同的約束，規定工業用地建筑容積率必須達1.1以上，每畝投資額度達到240萬元以上，出讓1年內必須開工建設，3年內必須竣工，防止土地閑置。

　　再比如，臨海給工業用地建立“項目管理庫”，項目庫中的任何一塊工業用地都有自己的“身份證”，土地面積、容積率等指標一目了然，而那些畝均效益達不到規定要求的企業，都不允許參加新的工業用地競買。

　　目前，一個面向全市的工業用地節約集約考核體系也已經提上日程。據市國土資源局的工作人員介紹，這套考核體系實行后，將通過設立單位工業用地工業總產值、單位工業用地固定資產投資等指標，對產業用地投入產出效益和存量用地盤活情況進行考核。

　　而另一方面，部分企業在內外形勢夾擊之下，通過技改、集約用地等，紛紛采取“自救”措施——

　　“企業的固定資產的利用率已經超過120%，發展空間完全飽和。如果沒有新的空間，就不能引進新的設備，將會極大地限制企業發展。”在杰克控股集團董事長阮福德看來，解決空間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阮福德認為，“空間換地”不光要靠政府的引導，企業自身也要千方百計將現有資源利用好。目前，新杰克縫紉機股份有限公司正著手打造一個智能節能工業縫紉機項目，并通過重新調整空間布局，使工廠的容積率達到2.2，是一般企業的2倍之多。

　　阮福德的話代表了不少臺州企業家的看法。而隨著今年我市針對土地資源稀缺、工業用地價格相對較高的現狀，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把市區范圍內工業用地容積率適度調高到2.0，建筑密度放寬到50%后，越來越多的企業主跑到政府部門，主動要求擴大廠區容積率。

　　“從一開始的被動到現在的主動，企業態度的轉變，無疑可以看出實施‘空間換地’已經成為不少企業主的自覺追求。這不僅加快了企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也體現了臺州企業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周海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