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浙江大學教授徐永明在臺州市圖書館開講，漫談元末明初的文人。其研究和結論，不無借鑒意義。

　　元代文人群體主要分南北兩大區域。北方以北京為中心(四川是一個小中心)，南方以南宋故都杭州為中心。北方文人分布較散，總量也不如南方的多，南方文人集中于江、浙、贛，其中，浙江籍文人最多。

　　元朝中期恢復科舉制，一度讓南方士子產生好感。但是，元朝內部宮廷斗爭激烈，科舉選材不明顯，讓漢族士子十分失望。

　　到了元朝末年，絕大多數漢族文人不愿與朝廷合作，給官也不要。一些當過元朝的官的文人還為其他文人所不齒。

　　元延祐二年(1315)，元朝恢復科舉制后，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黃溍(1277-1357)考中首批進士。但是，到了元至正(1341-1370)初年，他多次辭職，并且未辦手續就返回故里；朝廷不批準，派使者把他追回來。直到至正十年(1350)，皇帝才允許他退休。

　　元至正三年，朝廷修撰遼、金、宋三國史，聘請張樞為長史，他堅決推辭。至正七年，朝廷征他為翰林修撰兼國史院編修，他又推辭不赴任。使者強迫他上路，走到武林驛時，他稱自己生病了，赴不了任，又回來了。

　　因為守節成功，張樞受到南方文人群體表揚。

　　至正九年，黃溍高徒宋濂因為元朝大臣推薦，被朝廷聘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宋濂借口父母年老，需要照顧，自己不敢遠離父母，堅持不赴任。

　　當時南方文人主要分兩個圈子，一個是浙東文人圈，一個是吳中文人圈。黃溍、張樞、宋濂等人都屬于浙東文人。

　　這兩個圈子的共同點都是不愿與元朝廷合作，然而，它們之間的差異更大。

　　在生活方式上，浙東文人道貌岸然，潔身寡欲；吳中文人則享受生活，亭臺樓閣，歌舞書畫，應有盡有。比如吳中文人顧德輝，家庭豪富，建筑的玉山草堂，不僅有亭園池榭，書畫圖史之富，而且群姬狎坐，歌舞娛人，是吳中文人理想的追歡逐樂、宴集賦詩之地。玉山草堂的景點，有釣月、可詩齋、讀書舍、種玉、君子亭、小游仙、春暉樓、書畫舫、聽雪齋等幾十處，歌姬有翠屏、素真、瓊花、小瑤池、小蟠桃、金縷衣等十多個。

　　在政治態度上，浙東文人比吳中文人更有熱情和抱負。浙東文人深受宋理學影響，關心政治，關心現實。比如在金華，朱熹、呂祖謙、陳亮、唐仲友等南宋理學大家，開宗立派，傳承有序，影響深遠。吳中文人對政治相當冷漠，耽于耳目聲色，溺于詩畫藝術。

　　在創作上，浙東文人對歷史問題、社會問題以及個人操行節守等嚴肅的題材較為關注。吳中文人則更多的是宴飲唱和，表達自我感受。

　　從我們現在的視角看，浙東文人比吳中文人更有擔當。但是，從藝術成就上看，吳中文人比浙東文人更高。已故的復旦大學教授章培恒認為：“在元末明初的文學作品里，對自我的肯定，或者說對束縛個性的反撥，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當時最有成就的詩人就是楊維楨與高啟。”這兩人，都屬于吳中文人圈。

　　元朝廷讓文人失望，元末起義軍卻讓許多文人看到了希望。為了一統天下，各路起義軍首領也越來越意識到文人謀士的重要性，他們禮賢下士，才華之士都被收于麾下。

　　起初，朱元璋也是禮待文人的。至正二十年(1360)，他就專門聘請浙東四先生來南京輔佐他。

　　平定天下后，朱元璋即著手修元史。修史者，主要就由浙東文人和吳中文人組成。浙東文人宋濂、王祎為總裁官。

　　但是，在《元史》修好后，朱元璋變臉了，許多功臣被整死。

　　其實，既定天下之時起，朱元璋對文人就不如之前客氣，許多功臣和在野的文人下場都很慘。許元，在朱元璋準備登基之時辭職，被逮捕死獄中；高啟，因魏觀事，被腰斬；王彝，因魏觀事，被誅于南京；徐賁，犒勞軍隊不及時，下獄死；吳沉，因被人讒，下獄死……

　　宋濂與次子宋璲、長孫宋慎同朝為官，對朱元璋忠心耿耿，做人做事都小心謹慎，也沒能逃過朱元璋的魔爪。洪武十三年(1380)，因宋慎涉胡惟庸案，宋慎和叔叔宋璲被殺。宋濂原本也在被殺者之列，幸好太子和馬皇后先后求情，才免于死。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宋濂一族被貶至四川茂州(現茂縣)，他本人也在去茂州的途中病逝。

　　有一種說法認為，朱元璋怕自己被文人玩弄，才對文人采取高壓態勢，動不動就殺頭的。據黃溥《閑中今古錄》記載，平定天下后，朱元璋有意重用文臣治理國家，那些戰功赫赫的武將不答應，勸他應該提防著點文人。武將們說，張士誠原名張九四，對謀臣儒士厚禮相待，他請這些飽學之士為自己取一個好聽的名字，大家給他取名士誠。朱元璋說，這名字挺好啊。武將們接著說，《孟子》里有句話就叫“士誠小人也”，張士誠哪里知道這層意思呢。

　　聽了這番話后，朱元璋之后看章奏文章，就經常生疑，文字獄隨之多起來。

　　天臺人徐一夔，因賀表里有“天生圣人，為世作則”一句，被朱元璋解讀為“生”是“僧”的諧音，“則”是“賊”的諧音，于是被殺。來復，因歌頌朱元璋的詩中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的句子，被朱元璋認為“殊”是“歹朱”的意思，于是被殺。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孟兼，因舉報山東布政使吳印違法被殺。吳印曾是和尚，因受朱元璋賞識而被提拔從政。他害怕張孟兼舉報，反過來誣陷張孟兼欺侮同僚、不能容人，向朱元璋訴委屈。朱元璋也曾當過和尚，斷定張孟兼妄自尊大，不懷好意，殺了他。

　　看到大批有識之士死于非命，茹太素(官至戶部尚書)曾上萬言書，直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結果被杖責。后來有一次，朱元璋賜酒給他，半開玩笑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太素只能順著話說：“丹誠圖報國，不避圣心焦。”再后來，茹太素因詹徽事，連坐，也難逃一死。

　　明初百年，文化蕭條，與朱元璋打壓大批文人有直接關系。

　　屬于浙東文人圈的紹興諸暨人戴良曾在元朝政府當官，入明后，隱居不出。他周邊許多朋友都到明朝政府當官了，跟他保持聯系的很少。好朋友宋濂在朱元璋一統天下后，也跟他幾乎斷絕了聯系。回顧自己的一生，他在《投知己書》中不無感慨：平生與卿相士大夫交往不少，許多都是互相欣賞文采、稱兄道弟的文友。無事的時候，大家以生死兄弟相稱，一旦遇到小變故，有些朋友馬上變臉，拂袖而去；有些朋友變得像仇家一樣，落井下石；至于裝作不認識，不但不幫你說一句話，反而附和他人說你不好的，比比皆是了。

　　這段話，雖然是戴良的個人感受，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初文人的心態。

　　在高壓政治態勢下，文人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宋及之前文人，心態開放，人格高揚；明之后文人，尊嚴常常被踐踏，人格越來越卑微。這是元末明初文人心態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