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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建設重在簡政放權
2014年11月17日 來源: 浙江潮評論

  不久前舉行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文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理論界有聲音說,就整個依法治國的全局來講,建設法治政府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近日,記者就相關問題采訪了中國法學會理事、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肖北庚教授。

  法治政府建設是系統工程

  記者:肖教授,建設法治政府最近是一個熱詞,但它在我國其實并不是一個新詞。您認為我國近年來在建設法治政府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肖北庚:建設法治政府是一個系統工程,近年來我國一直不斷推進。繼1999年頒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后,國務院又于2004年發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提出了此后10年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目標、基本原則和要求、主要任務和措施。到2010年,國務院又發布了《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提出了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性緊迫性。

  各地方政府也出臺了一些文件。比如,湖南省就出臺了《法治湖南建設綱要》等。再比如,日前,長沙市就率先在湖南公布了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可以說,這項系統工作一直在扎實推進。從整體來看,我個人認為我們國家在建設法治政府方面的核心舉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規范政府職能,進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行權力清單制度;其二,行政程序控權,特別是踐行四中全會公布的《決定》里已明確規定的重大決策程序機制、行政執法程序規范要求與裁量基準制度;再就是,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當然,還包括其他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舉措和小舉措,比如推行行政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和資格管理制度、行政執法監督檢查記錄制度、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等。

  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

  記者:現在有一句流行的話,叫“市長的事歸市長,市場的事歸市場”,說的就是政府應該做好分內的事情。而今,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語境下,您認為如何讓行政權力更加科學合理地運行?

  肖北庚:我們知道,法治政府實質上就是有限政府。也就是說,在法治狀態下,政府的職權、組織架構、職能、職責等都是法定的,不能超出法定范疇。政府過去在市場監管上,行政干預有點多,這特別表現在行政審批上,所以我們的市場機制還有待充分發揮作用。再就是,我們國家社會組織方面的法律還不完善,社會組織對市場的作用還有待增強。

  顯然,讓權力更加科學合理地運行,就意味著要讓市場的作用更凸顯,這就必須要讓政府職能科學,權責法定,讓政府部門的權力有明晰的邊界。事實上,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們國家就提出了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新一屆政府在這方面正在加大改革力度,據我所知的數據,在今年10月份以前,中央政府先后取消和下放了7批共632項行政審批事項,并且已經在推行政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

  有一個很典型的事例,就是今年9月,李克強總理在天津考察,見證封存99個審批章。并且,在四中全會《決定》里,關于建設法治政府的24字概述中,第一條就是職能科學,我個人認為,這其實就是把建設法治政府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相統一了。

  法治政府建設重點在簡政放權

  記者:您認為法治政府建設的關鍵和重點是什么?

  肖北庚:我個人認為法治政府建設的重點在于簡政放權,在于權力清單制度的落實。當然理論界也有觀點認為,關鍵在于信息公開,建設陽光政府。但是,如果政府能夠做到在規定的權力范圍內依法履職,那么就會走到陽光政府、服務型政府的位置上,所以關鍵還是控權、依法履職。當然,這還需要提高監督追責制度的約束剛性。

  不斷完善法治政府的監督機制

  記者:政府權力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決策。這些年,有的地方政府出現了一些決策失誤的現象,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對政府的公信力也造成了損害。就此,您怎么看?

  肖北庚:政府治理始于決策,一旦決策不合理,后果就不堪設想。建設法治政府,就必須堅定推行和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對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決策和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必須經過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和集體討論等程序。并且,決策推行后,還要設立跟蹤反饋和糾偏糾錯制度。如果發現決策實施后引發了重大問題,應及時調整或停止實施,并積極采取措施減少損失、降低影響。典型的負面案例,像江西原省委書記蘇榮的“一大四小”項目,就是地方主要領導的重大決策失誤。

  從現有信息來看,很多大工程最后爛尾,造成浪費,可能就是缺乏一個風險評估的環節。四中全會公布的《決定》明確規定:未經合法性審查或者經審查不合法的,不能提交會議討論、作出決策。相關規定落實好了,這種現象就會減少。

  記者:肖教授,構建法治政府必須要有監督機制。我們知道,行政訴訟是對政府部門監督制約的一種形式之一?墒,我曾經看到過一組數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2013年,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同比上升7.4%。然而,2013年,各級法院審結一審行政訴訟案件只有12.1萬件,行政訴訟的審結率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您怎么看待這個數據?

  肖北庚:這個問題涉及到司法體制改革。就目前來看,我個人覺得,行政訴訟存在立案難和審理難的問題,還存在程序上勝訴的問題。就拿審理難來說,據我接觸的一些法官介紹,行政訴訟案件的審理比民事案件審理的工作強度大概多五六倍。不過,在這方面,我們國家一直在完善。

  比如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實施后,由立案審查制變為定案登記制,這樣做就減少了對原告起訴的阻礙。還有就是,在四中全會《決定》中特別強調,要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加強執法監督,堅決排除對執法活動的干預。以及,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此外,還規定法官對案件終身負責。同時,對法官建立保護制度,規定法官依法審判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所以,整體來說,只要制度落實好了,就會有改善。

  記者手記

  在訪談之前,相比于“法治政府”這個詞組,我們更關注“法治政府建設是政府的自我革命”這個提法。政府的“自我革命”如何進行,這顯然是絕大多數國人關心的一個問題。從網絡熱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民眾雖然特別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他們又知道這個答案其實很復雜,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因為建設法治政府是一個系統工程,也就說明它需要很多構件。換句話說,“政府如何革命”的答案在法治政府建設這個系統的全部構件上。

  而在訪談完結之后,我們的腦海中想起一個詞——在路上。從縱向看,中國的法治政府建設也在路上。在依法治國的框架內,現在和未來,中國很多事物,前面加了法治,就會不一樣,比如法治政府、法治GDP等等。

  如果在當下一些敏感事件前也加上法治,那是不是也會“脫敏”?比如征地拆遷事件,因為在全世界大多數的法律體系里都強調公共利益優先,如果我們建好了法治政府,所有的程序都進入法治軌道,公共利益的論證也進入法治程序,行政復議制度的功能更加彰顯,那么,在未來的時代,“釘子戶”這個詞會不會壽終正寢?

  而今,我們的國家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又要出發了,因為承載著民眾殷切的期望,所以我們的前行更堅定有力。而無需贅言的是,前進就是希望。

  專家簡介

  肖北庚: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行為法學會常務理事,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法治政府理論與政府采購法制,長期服務實踐部門,主持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政府采購法律體系化的現實基礎、主要內容和具體途徑研究》,曾為外交部出具過《中國加入GPA的法律程序及法律調整研究》等調研報告。著有《憲政法律秩序論》、《走向法治政府》、《WTO政府采購協定與我國因應研究》等專著。(記者文峰李辭)

 

原標題: 法治政府建設重在簡政放權

標簽: 簡政放權 浙江在線臺州頻道 責任編輯: 趙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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