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中央以雷霆萬鈞之勢反腐,無論大老虎、小老虎、病老虎、下山虎,還是阻礙改革的攔路虎,都在萬眾矚目中被揪出。對此,百姓拍手稱快,主流媒體紛紛點贊。但輿論場上也有一些反腐雜音,其中就包括“適度容忍腐敗”論。

　　典型例子是,有人寫文章稱,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很多西方國家的腐敗都比中國嚴重得多,中國民間“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國無法在現階段徹底壓制腐敗的現實性和客觀性”。這篇主張“適度容忍腐敗”的文章,遭到輿論痛批,但也代表了一部分人對腐敗的態度。

　　還有一些主張“適度容忍腐敗”的人,拿“水至清則無魚”的古訓作引申,說社會環境太干凈了經濟就沒法發展,正如水太干凈了魚沒法生存一樣。這其實是在偷換概念,古人說的“水至清”是指缺少魚賴以生存的微生物,而不是污染物。污染物是有害物質,如果社會之水被腐敗所污染,即便有魚也是死魚和毒魚。

　　還有人搬來“他山之石”,說上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西方政界、學術界就曾有過關于腐敗影響發展的辯論,認為腐敗現象有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價值——腐敗是沖破官僚瓶頸的一條“隱秘途徑”,是一種受到嚴格控制的經濟下的“非正式價格體系”,是一種避免發展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社會動蕩的“緩沖器”。

　　盡管這些表述比直白的“適度容忍腐敗”要委婉、曲折得多,但同樣不值一駁。腐敗涉及權力濫用和信任濫用,一些腐敗分子為追求個人利益,濫用包括公共權力在內的委托權力和公共資源,既辜負了公共權力對官員的信任,又辜負了民眾的期待。濫用權力和信任,會在總體上延誤和扭曲政治、經濟的發展。

　　近來,社會上又衍生出了一些主張“適度容忍腐敗”的新論調。諸如“大赦論”“劃線論”“適可而止論”,還有反腐“影響經濟論”“官員無心干活論”等,雖然花樣有所翻新,但主旨基本不變。支撐這種“適度容忍腐敗”論調的理論依據,除了所謂刺激經濟發展的“隱秘途徑”和“非正式價格體系”等說辭外,最具迷惑性的就是那篇飽受爭議的文章中提到的“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的觀點。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在幾個月前找到了一個“有力論據”。今年5月,亞洲通訊社的報道稱,日本東京地鐵公司的鐵道本部擔當部長,被控在5年間貪污公款約5萬日元(約合3000元人民幣)。東京地鐵公司表示,這名部長將購買飲料等私人消費部分作為公務消費申報,屬于貪污行為。再小的腐敗也是腐敗,這個案例似乎印證了“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零容忍不等于零腐敗”的“鐵律”。

　　但是,以此為由在工具意義上否定“零容忍”,是故意漠視“零容忍”的價值意義。東京地鐵公司的案例表明,在嚴密法律、制度約束下,雖不能完全杜絕腐敗,但腐敗只能是例外而不是“規則”。

　　美國學者邁克爾·約翰斯頓所著的《腐敗癥候群:財富、權力和民主》一書,曾將世界上的腐敗癥候群大致分為四種類型。日本和美國、德國一樣屬于權勢市場型,意大利、韓國等屬于精英卡特爾式,墨西哥、菲律賓和俄羅斯屬于寡頭與幫派式,印尼、肯尼亞等則屬于官僚權貴式。官僚權貴式腐敗癥候群,符合奧爾森在《權力與繁榮》一書中所描述的“流寇”特征,即通常表現為權力巧取豪奪。

　　盡管當前中國的一些腐敗現象,在數額和規模等級上也符合“官僚權貴癥候群”的某些特征,但充其量只是一種“混合型”癥候群——既有官僚權貴的成分,又存在其他利益集團的“競爭”,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受到中國反腐決心與意志的強有力約束。

　　事實已經證明,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適度容忍腐敗”在中國都沒有市場。前文中提到的那篇“著名”評論遭到公共輿論的廣泛批評和強烈阻擊,就是最好的說明。

原標題: “適度容忍腐敗”在中國沒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