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四月份是個“數據大月”,各國、中國、浙江經濟一季報紛紛登場,輿論為一季度經濟數據紛紛擾擾、莫衷一是。它們中有別具意義的“大數據”嗎?
有趣的是,在西方大牌經濟學家中,只有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斯蒂芬·羅奇“注意”到:中國經濟一季報中服務業增速高出制造業0.5個百分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由服務業引領是“中國現代化歷史的首次”,判斷增長吸納就業的能力將更強。遺憾的是,羅奇文中未能給出就業數據與邏輯鏈。這個小秘密卻隱藏在浙江經濟一季報中:在GDP增速同比回落1.3%的同時,就業卻增長了0.8%。這貌似有悖規律的一減一增是怎么發生的?數據表明:一季度,浙江服務業增長7.9%,超過GDP增速0.9個百分點。其中,網絡零售總額增長67%,達1122億元,省內網絡消費額增長55%,達616億元。這一增一減正是來自于現代服務業吸納就業的“乘數效應”。
GDP-1.3%,就業+0.8%。這一正一負兩個數據飄蕩在數據塵埃中不時被人們抓取、發布、解釋,而它們的內在聯系卻無人問津。恰恰是這一內在邏輯才是浙江經濟最值得細細品味的“大數據”,它隱含了現代服務業的魔力,跳躍著結構性變化的脈動。
當今三大產業中,現代服務業以其高附加值、高吸納就業、低污染能耗而雄居產業鏈頂端。它的增加值占GDP增長的比例直接把發達國家、中等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一分為三。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占比達到70%以上,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則達到了80%。在中國,北京、上海等特大型發達城市,現代服務業占比也已超過了70%。制造業大省的浙江,服務業占比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2005年開始,浙江服務業開始長途逆襲,至2011年達到43.9%,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服務業的發展緊緊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劃出了一條典型的U型曲線——工業化先是壓縮了傳統服務業的占比,隨著產業鏈的攀升,傳統制造業占比下降,以現代科技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占比不斷上升。這是工業化中后期,伴隨著城市化進程,最健康、最自然的現代服務業發展歷程,傳統服務業在U型底部開始向現代服務業精彩轉身。
前不久,筆者造訪浙東山區一個小縣,深深體會到基于工業人口的迅猛增長,基于產業升級的人才積聚,城市對現代服務業那種如饑似渴的需求。這個人口僅40萬的小小山城,低調地深藏著五六個“工業奧運”的單打冠軍,其中不乏手握定價大權的世界級選手,全縣農民收入有一半來自工資性收入。縣委書記的心事不是工業,而是到處考察尋求引進IMAX影院、沃爾瑪超市、物流配送樞紐,原因很簡單,要以最低的成本留住攀爬科技樹的人才。據該縣調查,杭州企業要留住一個優秀畢業生,平均年薪7萬左右,而他所在縣的企業要付出10萬。這3萬“差價”,就是現代服務業的神奇附加值。身處看不到3D電影、網購不能“包郵”、生活只能用山寨貨的“骨感”現實,怎能安放“豐滿”的理想?遠不止如此。為集聚人才,這些領軍企業紛紛將總部、研發遷往大城市,或者實行“雙總部”,這又將企業本身的現代服務業產值拱手外送。這就難怪“城市能級”這類指標頻繁從地市書記們嘴里蹦出。
浙江現代服務業獨領風騷正逢其時。這一天的到來起于浙江轉變發展方式、謀求產業結構調整的艱難旅程。這段旅程正經歷著“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換三名”、“三位一體”等一系列創新發展方式、倒逼轉型升級的煉獄,一路上關停2.4萬家作坊、1300家高能耗污染企業,果斷扔掉含“毒”高耗能的GDP,萃取優質發展果實,提純經濟含金量。壯士斷腕的決絕,來自于發展路徑的痛苦反思,來自于生態文明的驀然覺醒,來自于美麗浙江的遠山呼喚。人均GDP剛過一萬美元的浙江正處在工業化后期,只待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的驚險一躍。在此緊要關口,絕不能因指標一時波動而喪失謀求轉型升級的定力。
30余年高速飛翔,浙江不知不覺步入了現代化的“下半場”。資源稟賦欠缺的浙江,身體條件平平,高舉高打、長傳沖吊,高體能消耗已不可持續,要轉向高技術含量,精湛腳法、絕妙配合才能破門得分,拿下全場。明白此理,就能保持定力。還應看到現代服務業這個“大數據”誕生的歷史、地域背景。浙江經濟的草根韌性、浙江人民的拼搏勇氣、浙江企業的改革自覺蘊藏著抗住下行壓力的強大潛力。經濟的本質是人的活動,趨勢來自于心理的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說,信心比金子更珍貴。只要穩住增長,嚴防滑出合理區間,7%就一定是V型反轉的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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